数参会者来说,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,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,甚至可以说将见证,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,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,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,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。
儒家么,似乎先天对于这种『礼仪规范』就很有兴趣。
斐潜一边听,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。
整个执政的风气,是从上至下的。
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,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,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,毫无头绪。
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,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。
就像是西汉初期,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,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,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,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,最终导致相互违背,甚至冲突。
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『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……文书盈于几阁,典者不能遍睹』,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,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,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,调理社会冲突了。
以至变成了,『人轻犯法,吏易杀人』!
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,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,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,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,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。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,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,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,『刚暴强人』,害人不浅。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,开始求谨求厚。
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,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,持重避轻,不浮夸不奢靡,『身衣大练,色无重彩,耳不听郑卫之音,手不持珠玉之玩』,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,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。
嗯,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。
另外一个方面,因为刘秀约束自己,所以他也对大臣,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。他常告诫功臣『宜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,战战慄慄,日慎一日。』
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,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,多数能够善终。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,甚至刀兵相见,争功争赏,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……
而当下斐潜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,就很自然的被众人认为是类似于光武帝这样的举措,是为了提前安排和告诫群臣,要约束自身,要兢兢业业。
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。
一方面说明了斐潜并非想要完全摒弃经文,驱逐儒家,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斐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者,能够未雨绸缪,胜过亡羊补牢。
毕竟这个世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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