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,在这个层面上都有好几个大员相互制衡,而在县么,就是县令一个人说了算。
至于县令和县丞,基本上来说虽然有相互制约,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两个人是处在相互妥协上的,因为两个人都知道,县令任期一到便会调走,所以没必要来一个就搞一个,除非是完全不知道变通,确实已经无法妥协的时候。
而从这样的一言堂机构成长起来的县令,又怎么会习惯高一层的各种制衡?所以越向上,便越搞事情,朋党的朋党,倾轧的倾轧,也就成为了文官制度的标配,那朝那代都不少。
同时,这种“郡县加六部”的模式一旦确定,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向外扩张……
因为这种制度,本身就是为了稳定和巩固所设立出来的,地方官员反感人员流动,因为这样的人员流动会带来大量的新生问题,这种问题往往也是地方官员所不能解决的,而中央朝堂也不喜欢人员流动,因为人员流动就不能确定收取赋税,就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控制地方……
因此从上到下,都极度的厌恶人员流动,因此打压商业和严格控制人口流转,甚至将流民等同于奴隶和罪犯,也就成为了许多华夏王朝的国策。同时,因为边境往往人口稀薄,向外扩张的时候并不能像是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获得足够的赋税收入,因此在面对扩张这件事情上,除了元朝那个怪胎之外,走“郡县加六部”的模式的王朝最终都自我阉割,失去了对外持续扩张的能力。
现在大比之后,斐潜就要吸纳大量的文官,同时将整个文官制度搭建起来,但是怎样才能更好的确保整个文官体系的凝聚力和进取心呢?
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命题……
历史上,儒家,或者说儒教,企图挑起这个的担子,家国天下,养浩然气等等,都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和方案,但是很明显,这些最终还是失效了,松散的,仅仅是仰仗个人的素养和自我约束,是不能和日常之中庞大的利益,奢侈的生活欲望所相抗的。
或许,像是后世的趴体一样,搞一个出来?
斐潜轻轻的用手指敲击着桌案,引来了荀谌的目光。荀谌知道这是斐潜的一个习惯,也知道这代表者斐潜又在思索着什么事情,不由得将自己的举动声响都放小了一些,以免搅乱了斐潜的思路。
首先,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制衡的,因为没有制衡的权利就基本上等同于毒药,对于其个人和王朝都是有毒害的,但是这个制衡么,又不能太过分,否则很多人必然就会生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,同时太强悍的制衡力量又容易成为被人利用打击朝敌的工具……
而且在这个中间,皇权和相权的平衡和发展,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就像是有的皇帝依靠锦衣卫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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